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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3/5)

，并为高丽朔方万户。

李成桂少年仕高丽，官至东北面元帅知门下省事、守门下侍中。

李成桂出生和成长的时期，正是大蒙古帝国走向衰弱、东北亚大地风云跌宕的时期。

元至正二十八年（高丽恭愍王十七年，1368年）正月初四，出身红巾军的朱元璋在应天即位，建立大明，改元洪武。

是为洪武元年。

同年明军北伐，攻占元大都，元惠宗（乌哈图可汗）北奔，作为中国历史朝代之一的元朝宣告终结。

但是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蒙古残余势力仍然控制着漠北，并且影响着高丽对明朝和北元的政策。

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璋派人前往高丽，宣告即位。

高丽立即停用至元年号，遣使至应天恭贺朱元璋登极，朱元璋颁诏册封恭愍王为高丽国王，并赐金印。

明丽两国宗藩关系正式建立。

但是，高丽王室世代迎娶蒙古公主，而且高丽一向擅长在大国之间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这也是它免于被金、元这样的虎狼之国吞并的原因而获得好处。

所以高丽朝廷一直与北元朝廷也私有往来。

1372年，明军在辽东败于盘踞在辽阳行省的北元将领纳哈出，高丽亲元势力也大为活跃。

1373年，恭愍王被弑，北元想送高丽宗室、沈王脱脱不花回国即位，但是高丽拥立恭愍王养子辛褕。

1377年，北元册封辛褕为征东行省左丞相、高丽国王。

1378年北元昭宗去世，国力式微，善变的高丽又再次向明朝示好。

其时高丽国内分为以崔莹为首的亲元派和以李成桂为首的亲明派。

两派相争，亲明派最后得胜。

李成桂等新官僚废除了高丽的私田制，改行“科田法”，一扫高丽王朝的旧势力。

此法不仅把土地交给李成桂去分配，还赋予了他统治国家的权力。

以李成桂为首的集团完全了解，能不能带来秩序和结束衰微的高丽王国，取决于土地占有制度。

高丽末年，土地兼并严重。

“宗庙、学校、仓库、寺社、禄转、军须田及国人世业田民，豪强之家夺占几尽，”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跨州包郡，山川为标”的大农庄。

而兼并之家，收租之徒，“自秋至夏，成群横行，纵暴侵掠，倍于盗贼，”，许多良人农民又沦为大农庄主的奴婢。

李成桂兵变上台以后，积极着手田制改革。

政变当年，李成桂立即宣布将佛寺的三百多处土地收归国有，没收国家东北部和西北部的所有私田文契。

1390年，焚公私田籍于市街，大火数日不灭。

1391年，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共79万多结（包括耕地和荒地），并宣布实行科田法。

国家规定，京畿一带土地按科（等级）授给在京任职的官员，故称科田。

第一科得田150结，依次递减，至第十八科得田10结。

京畿以外的地方置军田，以养军士。

地方官吏和“闲良”，不论资品高下，随其本田多少，各给军田10结或5结。

从“凡受田者身死后，其妻有子媳守信者，全科传受，无子媳守信者，减半传受”看，科田和军田都允许程度不同的世袭。

另有功臣田，可以子孙相传。

公私奴婢、工商、卖卜、娼妓、僧尼等，不许受田。

凡公私田租，水田1结糙米30斗，旱田1结杂谷30斗。

除陵寝、仓库、宫司、公廨、功臣田外，有田者皆纳土地税，水田1结白米2斗，旱田1结黄豆2斗。

科田、军田、功臣田都是私田，其余土地为公田；公私田的比例无资料可查，无疑公田占绝大多数。

军田和科田，须向国家纳土地税，所以又是不完全的私田。

重要的是国家规定公私田租的数额，“此外有横敛者，以脏论。

”科田法的实施有积极意义，它限制了大农庄主的横征暴敛，有利于中央权力的加强，也多少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根据科田法的条例，土地按人的地位（等级）来分配，通常只供有生之年享有。

受田者获得租权，而农民则得到耕种权。

按惯例田租为庄稼收成的一半，通常作为租税缴纳给国家。

由于就耕作权而言，农民作为佃农对土地的占有得到了保障，不能被没收，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此外，两班（即拥有官职的贵族）的土地积累受到这样一条规定的严格控制：科田将只在首都周围的京畿地区授予，在这个地区，政府很容易加以监督和监视。

李成桂及其追随者通过坚决地实行土地改革，掌握了经济大权。

这时，在1388年，明朝在咸镜南道的南端元朝双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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